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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奶奶论坛赵家捷:“南京小剧场戏剧节”始末

发布时间: 2019-11-18?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admin

  1989年4月,南京举办了第一届中国小剧场戏剧节,这是当代中国第一次以“小剧场戏剧”命名的戏剧节。

  【编者按】由南京市委宣传部、南京市文联共同主办的系列讲座“钟山文艺讲坛”进入到了第三季。名家们对文学艺术各领域深入浅出的讲解分享,不仅帮助市民领略了艺术之美、增强了欣赏能力,更是激发本地观众与城市文化共荣的自豪感,对外展现南京城市文化的独特魅力。

  11月中国著名剧作家、第七届南京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赵家捷,国家一级演员马小宁,南京艺术学院表演与导演系主任、话剧《那时花开》导演吴国华,南京市话剧团演员、南京艺术学院电影电视学院表演系客座副教授、话剧《那时花开》导演张树平做客讲坛,分享话剧与南京的无限魅力。

  1989年4月,南京举办了第一届中国小剧场戏剧节,这是当代中国第一次以“小剧场戏剧”命名的戏剧节。这次戏剧节由南京市话剧团主办,一共有十个剧团参加展演,上演了《绝对信号》、《童叟无欺》、《屋里的猫头鹰》、《火神与秋女》等16个剧目,并展开了关于小剧场美学的讨论。这次戏剧节出现在中国线年代,可以说,是“中国话剧史上的一次救亡行动”。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中国话剧的黄金时代,好剧目层出不穷,各院团的上座率也是居高不下。有评论说,新时期中国话剧十年,把西方戏剧几十年的道路统统走了一遍,什么样的题材、什么样的风格,一下都出来了。这话多少有点儿夸张,只是说明那时候话剧发展的势头确实很好。好到什么程度?那时我们南京市话剧团演出《八一风暴》,在大华电影院,1300座,阶梯上坐的都是观众,每天还有人找我们“开后门”买票。原剧本中周恩来这个角色是不出场的,为了满足观众的心愿,本团演员葛石柱扮演周恩来出场,每次都是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后来我们又演了《枫叶红了的时候》、《曙光》和创作剧目《卫星上的交响乐》,也是场场爆满。当时的话剧热可见一斑。

  可是到了80年代,每况愈下了。老剧目已经演完,新剧目基本就是“伤痕”和批判,观众觉得不新鲜了。加上电视业的兴起,戏剧观众逐渐流失,许多话剧团陷入困境。当时,大部分话剧院团的经营状况是“多演多赔,少演少赔,不演不赔”。比如南京市线月份,居然还没有正规的演出。有一天,分管剧团的副局长找到我,说:“老赵呀,话剧团老不演出怎么行?你要想办法。”那时我虽是创作干部,但是也分管话剧团的工作,我就说:“你给3000块钱,七一之前,保证上一台新戏。”那时候不就是穷嘛?局长当场拍板,钱她给,戏归我。

  领了任务,当天下午,我就去了马台街,找郝刚夫妇。他们夫妻都是导演,郝刚还是团长。三个人坐下来,面面相觑。良久,郝刚出了个点子:“搞小剧场!”小剧场投资有限,而且组织观众不难。我们都赞成,当下研究了剧目──万比洛夫的《窗户朝着田野的房子》,传统独幕剧《打面缸》和台湾剧作家马森的《弱者》。于是我们分头行动,我去落实钱和演出场地,他们俩负责排戏。新街口有一个“百花书场”,是演曲艺的,有四五百个座位。我找了影剧公司领导,把书场借了过来(后来,我们小剧场演火了,当时的南京市委书记一句话,把书场给了话剧团,这是后线个小戏在百花书场如期上演,大获成功。接着,我们又排了盖利曼的《家丑外扬》和我的《傅尔的故事三部曲》之二《天上飞的鸭子》,引起话剧界的关注。董健教授带了一帮学生来看,还开了座谈会,给我们很大的鼓舞。南京市话剧团成了全国唯一有专用小剧场的线月,中国话剧研究会首届年会在南京举行。全国57个话剧院团和教学科研单位、媒体代表百余人出席会议,中国话剧界的精英聚集一堂,研讨如何解决中国话剧的危机。当时话研会的负责人是李汉非,他叫我担任话研会的秘书,负责写简报。由此,我与话剧界的许多名人有了更多的交往。《中国戏剧》的副主编王育生和著名评论家童道明提出,建议我团专门为大会演出一场小剧场戏剧。演出大受欢迎,这是他们后来竭力鼓励我们举办“南京小剧场戏剧节”的由来之一吧。

  许多人有一种疑惑:中国戏剧史上第一次举办的小剧场戏剧节,主办方为什么是南京市话剧团?北京有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上海有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上海青年话剧团,就是东北的辽宁人民艺术剧院也比南京市话剧团名头大啊!可是机缘巧合,这件事偏偏就落在南京市话剧团头上。准确地说,第一届小剧场戏剧节的主办单位是中国戏剧家协会和南京市文化局,南京市话剧团只是“承办单位”。可是,中国剧协和南京市文化局只是应个虚名而已,事无巨细,均由南京市话剧团操办。这么一个不大的团体,要操办一次全国性的戏剧节,这有多难?奇怪的是,当时并不知道害怕。

  1988年,由于身体的原因,郝刚辞职了,由我兼任南京市话剧团团长。继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把小剧场戏剧节的计划赶紧运转起来。我们排演场正在开排我的《天上飞的鸭子》,我也顾不上了,带着副团长刘书林直奔北京,先找王育生和童道明,研究戏剧节的大计方针。计划一一落实下来,戏剧节的邀请函也发了。然后找中国剧协,找北京人艺和中国青艺,找中央戏剧学院。一家一家去访问这些单位的头头儿。中国青艺当时的院长是老导演陈颙,家住劲松。我和刘书林找到那个小区时已经暮色苍茫了。我们和她是第一次见面,心中有些忐忑。想不到老太太十分热情,一口答应我们所有的要求,令我们大受鼓舞。找到徐晓钟那天,正是他的《桑树坪纪事》第一次彩排,我们应邀去中戏看戏,那是一次难忘的观剧经验。那部戏后来被普遍认为是新时期话剧的经典,也是徐晓钟导演生涯的巅峰之作。可惜不久就不演了。

  从北京回来,我们又去上海。上海人艺不用去,院长是沙叶新,我的挚友,他会全力支持我。去上海戏剧学院,当时的院长是余秋雨,他也非常热情,安排导演系教师陈加林负责落实剧本和排演。上海青话方面遇到一点儿麻烦。青年导演谷亦安(现在也年过花甲了)来找我,他要求以张献的《屋里的猫头鹰》代表上海青话参加戏剧节。这个戏在上海都没法儿演。这是一出先锋戏剧,主题类似《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主要表现性。我说,先看剧本,回去给你一个答复。回宁以后,我和郝刚商量,我们商量的结果是,小剧场实验的宗旨之一就是艺术探索,我们应当接纳这样的戏。后来,这出戏成为戏剧节上争议最多也最轰动的剧目。在上海遇到的最大的麻烦,是与林兆华谈判。那时,他率团在上海巡演。他对我们邀请函上开出的条件(组委会负责演职员的食宿,来回车费各团自理)不满意,要求组委会报销来回车费。我到后台找到他,他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认为参加演出,他们已经作了最大的牺牲。唉,大概是“客大欺店”吧。因为我们很在乎北京人艺的《绝对信号》,所以,只能违心地答应了他的条件。

  邀请函发出之后,除了在南京的江苏省话剧团、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之外,我们先后收到7个院团参加戏剧节的回函。具体参演剧目是北京人艺的《绝对信号》,中国青艺的《社会形象》《火神与秋女》,上海人艺的《童叟无欺》《棺材太大洞太小》《单间浴室》(前两个戏皆由黄佐临大师执导),上海青话的《屋里的猫头鹰》,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的《搭积木》《人生不等式》,上戏的《亲爱的,你是个谜》《一课》,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的《明天你会多个太阳》,黑龙江伊春林业文工团的《欲望的旅程》。我团参演3个剧目《天上飞的鸭子》(与江苏省话剧团联合演出)、《链》和《家丑外扬》,加在一起,总共10个院团,16个剧目。像《屋里的猫头鹰》《亲爱的,你是个谜》这样今天很难上演的戏,也列入了计划。

  剧团和剧目的事情落实了,接下来要解决最让人头疼的问题:钱从哪里来?根据我们的初步预算,开支需要25万元左右。当时的文化局局长查双禄大笔一挥,批了5万元。还有20万元上哪儿找去?我们通过渠道找到了江苏省烟草专卖局的局长,他是一个热爱话剧的人,烟厂、酒厂全部归他管,那可是有钱的地方。于是,专卖局局长写条子,我们上门去讨赞助,跟讨饭没什么两样。我和副团长韩剑嵘两个人跑“双沟”,跑“洋河”,跑全省各个烟草专卖公司,居然“化缘”到了将近20万银子。

  10个院团的13台戏,在两个剧场轮流演,这就意味着每天都要拆台、装台、对光。为了保证演出,我们组织了一支突击队,负责人是韩剑嵘,还有后来成了大明星的陶泽如。突击队几乎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白天找个地方打个盹儿,10天下来,个个累得脱了形。整个戏剧节下来,没出过一次演出事故。

  戏剧节的演出,用“场场爆满”这样的话也不足以形容了。剧场的旮旮旯旯全部都挤满了人。每个戏只演两场,千把张票,光是各院团的演职人员、应邀出席研讨会的代表就把门票分完,其他人只好往里挤了。好在小剧场是不对号的,外面到底来了多少观摩的本科生、研究生,根本没法儿统计。比如门口来了几个大学生,掏出学生证,我从四川来的,我从吉林来的你能不让他进吗?

  近几年,我听到这样一种声音,说南京小剧场戏剧节有一个缺陷,就是普通的话剧观众很难看到演出。这话是有一定的道理,可是我想说,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们当然可以把戏剧节拉得长一点儿,公开卖些票。可是,那么多的演职人员,住宿、吃饭都是要花钱的。我们真的没钱了。

  每晚演出之后,第二天上午,就有一个小剧场戏剧研讨会,对演出情况进行点评。参加研讨会的人,阵容十分可观,比如陈白尘、黄佐临、徐晓钟、张颖,还有陈恭敏、林兆华、夏淳、童道明、王育生、林克欢、杜清源、丁涛、林荫宇、张奇虹、张书义等等,专家学者共有50多人,他们轮流担任会议主持人。除了这些专家,全国许多话剧工作者,还有一批热爱话剧的各大院校本科生、研究生也都来了,真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不就是一场中国话剧界的嘉年华吗?

  头几天的研讨会还开得秩序井然。专家们对演出从文本到舞台呈现都有精妙的分析,使大家很有收获。还有专家介绍法国的、波兰的、日本的、美国的、俄罗斯的小剧场戏剧的历史和现状,令人大开眼界。可是研讨会开到后几天,秩序有点儿乱了,那些不请自来的年轻人反客为主,渐渐成了主角。他们不肯老老实实坐在那儿听你讲,有什么不同意见,他就站起来说,甚至跑到台上抢话筒。负责研讨会的郝刚急了:“同学们,守秩序!要发言,先报名!”可是谁听他的?尤其是讨论《屋里的猫头鹰》那一天,会场几乎失控了,基本形成两派──中老年人一派,青年学生一派,谁也不听谁的。郝刚跟我说:“没法儿弄,真的没法儿弄!”我倒觉得,那些年轻人挺可爱的。

  会场也有安静的时候。那是最后一天,消息传来,去世了,全场鸦雀无声,我们放了哀乐,全场为默哀。大家知道,这场嘉年华会戛然而止,结束了。

  对于参加南京小剧场戏剧节的16个剧目,代表们是有一个总体的评价的。首先是剧目的多样性,水果奶奶论坛,无论是题材、主题,抑或表现手法、形式,都丰富多彩,没有雷同之感,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其次,创作意图和创作方向有了某种新的转移,令人振奋。大部分的剧目都将创作的切入点对准人──人的情感、人的欲求、人的命运。以往那种图解的观念,将戏剧视为宣传的工具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抵制,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因为克服了概念化,同样是写人,戏剧形态亦各不相同。比如《火神与秋女》《欲望的旅程》《人生不等式》《明天你会多个太阳》《链》都是写人,形态便大相异趣。再次,由于力求超越政治上的是非和道德上的善恶的简单化的标准,作者有了喜剧意识和荒诞意识,尤其难能可贵。《天上飞的鸭子》《一课》《亲爱的,你是个谜》《屋里的猫头鹰》,都是生动的例子。《天上飞的鸭子》是一种幽默喜剧,这种样式如今在中国舞台上已经难得一见了。最后,在演剧形式上,正在努力改变传统的观演关系。比如《屋里的猫头鹰》,观众戴上面具,坐在黑暗的阶梯形的小剧场里,象征性地出现在故事发生时的情境中,感触大不相同。又比如《天上飞的鸭子》,演区就在观众之中,演员与观众相互感知,相互作用,充分体现了小剧场艺术独特的魅力。

  中国小剧场戏剧发展比较滞后,所以,参加南京小剧场戏剧节的很多剧目还没有完全摆脱传统舞台剧的基本样式。如何从文本到舞台呈现创造比较完备的小剧场戏剧,还是今后要进一步努力的。

  结合研讨会的成果,后来我们编了一本《小剧场戏剧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印量很小,现在市场上恐怕很难见到了。不过,这种书,即便放在你面前,现在还有人去看吗?

  小剧场戏剧,就其本质而言,属于非营利戏剧。剧场小,票房收入少,靠票务收入维持剧团的生存几乎是不可能的。外百老汇、外外百老汇以至于法国、英国、俄罗斯,基本都是如此。1988年冬天,我们在新街口百花书场上演《天上飞的鸭子》,连演50多场,够火爆了吧?算算收入,5块钱一张票,每场收入不过两三百元。剧场是我们自己的,还不收场租费。那点儿钱,只够演职员的夜餐费。现在票价高了,100元一张,收入也不过两三万,只够场租费吧。西方的小剧场靠什么收入运转?一靠政府投入,二靠赞助商。收入不够维持剧团运转,要它做什么?它的任务就是创新和探索,这种探索,包括题材、主题、戏剧思想和表现方法,向传统的戏剧挑战。没有新思维、新方法,没有先锋性,小剧场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历来如此。尤奈斯库写人的异化,阿尔比写人的孤独和人的生存的困境,他们的戏剧语言也是别具一格的。从没见过一出小剧场的戏或是荒诞剧是肯定性的,更不要说是歌颂性的了。它是对旧体制的反叛,是离经叛道的。这就是它的生命力。在中国,这些年不是也有人做小剧场,甚至做荒诞剧吗?他们只是打着小剧场和荒诞剧的旗号,做一点儿商业性的演出而已。更有一种不入流的,找一两个性感的美女,在纱幕后面一件一件地脱衣服,于是观众蜂拥而至,票房大卖,令人不齿。这种小团体北京上海都有。大导林兆华很不客气地指出:“他们是伪先锋!”

  小剧场戏剧在中国,作用还是有的,而且作用很大,那就是培养观众,提高观众的审美意识。还有,因为剧场小,投资少,这就为实验性的戏剧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林兆华在小剧场排的几部戏,都是这种类型。小剧场戏剧还有一个用途,就是不图经济收入,只图演出场次,为了完成主管部门规定的场次任务,不管观众多少,也算一场戏啊。我这是经验之谈。

  实事求是地说,真正的小剧场戏剧,实验性的,只有在大学校园里可以做了,那里还有一定的空间。有的学校做得不错,比如南京大学。

  戏剧节上令人回味的一件事,就是促成了三位老艺术家的会面。戏剧节开幕的前两天,赴会的老艺术家黄佐临和徐晓钟前往陈白尘先生住处看望老朋友。佐临和白尘先生已经20多年不见,当中经历了十年浩劫,所谓“十年离乱后”,终得喜相逢,两位老人唏嘘不已。他们说了许多往事和对戏剧的看法,令我们后辈感触良深。

  “这是中国话剧的一次救亡运动”,这是童道明为本次小剧场戏剧节做的一个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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